分心不是我的错，只是ADHD｜三明治
这是一篇讲述成人多动症的故事。作者写下了自己在荷兰被确诊为ADHD（成人多动症）的经历。这是一个在国内关注度并不高的病症，注意力不集中、健忘、易冲动，这些看似常见的行为表现却困扰着一部分人。作者在荷兰的冬天时常感到抑郁，时常情绪崩溃，但幸运地是她懂得以及得到了荷兰医疗体系的帮助。在治疗过程中，作者也逐渐接纳了并不完美的自己：成人注意力缺陷是真实存在的生理缺陷，是疾病却也是一种特质。我们的情绪更容易波动但却也心思更为细腻敏锐。我们很难一板一眼按调理做事但天马行空的思维却让我们更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是可以被矫正和治愈的疾病，就如同得了近视眼。如果你也有ADHD，那么就多告诉自己，分心或多动，这都不是你的错。
文｜Meng
编辑｜胖粒
冬天里我的情绪出现了异常
这是我在荷兰度过的第四个冬天。荷兰地属于西北欧，冬令时开始后日照变短，再加上本来也是多云雨的天气，阳光是冬天的稀有品。在国内生活时，我觉得冬天只是四季里普通的一个季节，需要多穿点衣服保暖，有时容易感冒，仅此而已。
然而这年冬天某个平常的傍晚，在厨房里切菜做晚饭的我，看着手中的菜刀突然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不知道这刀割在手上会是什么感觉“。我两眼发直，被这个念头给吓到了，继而心脏收缩，心跳加快，鼻头发酸，眼泪就开始啪嗒啪嗒往下掉，像是自动开启的一样，我并没有办法去命令它停止。
先生听到我哭起来吓坏了，忙问我怎么了。然而他关心焦急的语气，却让我哭的更厉害。可是为什么要哭，我却说不上来。我有一份价值感高又收入不错的工作，我们在一起三年，互相扶持，感情稳定，父母虽远在国内，但身体也算健康硬朗，并没有什么让我特别难过上心的事，但反过来也并没觉得有什么让我开心的事情。
连练瑜伽，画画，整理收纳等一系列会让我沉浸其中无比享受的事情，也再也提不起兴趣去做。我像是活在一个玻璃罩里，隔绝了情绪，也隔绝了生机。
哭得差不多后，先生和我一道回忆，来荷兰后的每年冬天，我都会突然痛哭，萌发这种“没有兴趣继续活下去”的可怕念头。第一年冬天出现这种状况时，我以为是MBA学业太繁重。
本科毕业后我在国内一家银行工作了四年，因为一直想去国外看看，加之到了25岁后频繁被要求相亲所困扰，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忙碌了一年，申请到了这个说英语但学费相对不那么贵的欧洲小国研究生项目。
然而因为很久没有使用过英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导致刚来的半年过的相当痛苦。生活上一切都是需要自己从头开始摸索，本来英语就不是很好，再加上日常随处可见的荷兰语，简直每一天都是盲人摸象。学业上课程内容也只能连蒙带猜理解一半，更别提主动发言，不是我不想表达想法，是语言能力不容许我表达出心声。
读文献写论文更是我的短板，每次要坐定下来半小时读文献或是要完成几千字的论文都能让我痛不欲生。来荷兰两个月后，身体因为压力大出现了玫瑰糠疹这样的免疫系统疾病，而精神上也日常在崩溃边缘徘徊，每天行尸走肉迎着荷兰的风雨骑车去学校，只想熬过当天。
再之后一年的冬天，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怪罪于找工作压力大，一直憋在家里，每天就是机械投简历，等待面试，网投的过程当然是一直在分心东看细看，与分心做斗争的循环中度过。一天坐在电脑前效率很低，但还是一样的疲乏不堪。
到了今年冬天，我又一次出现这样异常的情绪后，我决定去咨询下心理医生。荷兰的医疗制度是无论什么问题先去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也叫全科医生），由家庭医生决定是否需要转介至专科医生。心理医生也是属于专科医生，而在荷兰看心理医生都需要经历漫长的预约排队期。后来我就看到了一篇介绍成人多动症日常的文章，从网上了解到到我在冬天的情绪异常症状可能与多动和注意力缺陷症状相关，就直接去联系家庭医生安排预约问诊ADHD了。
和家庭医生聊完，他也很关切，立刻着手找荷兰各个有ADHD项目的诊所排队。因为快休圣诞假了，医生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等待期可能会比较久。我虽然也倍感无奈但也只好先这样。
排队等待ADHD的诊断治疗
在荷兰从开始联系家庭医生到最后正式开始与心理医生会诊治疗一般需要等待6个月，主要原因还是僧多粥少。这边民众对于心理健康普遍重视，当某一阵子感觉心理憋闷就会去积极寻找心理咨询干预，平常得如同感冒吃泰诺一样。
荷兰地处西欧，常年下雨，潮湿多风。冬天昼长夜短，日照明显不足。比如在冬季我坐火车通勤，早晨8点出门时天还是墨墨黑，晚上5点从办公室出来又是漆黑一片乌云密布了。非荷兰本土的同事之间聊天开玩笑说冬天的荷兰虽不属于地理位置上的北欧极夜地区，但对于坐办公室的打工人，也跟过极夜没什么差别。虽然只是玩笑，但对于情绪受日照影响大的人来说荷兰的冬天确实很难熬。
在等待排号期间，一位朋友告诉我，她公司的荷兰同事患了抑郁症，突然就跳楼自杀了。丢下年幼的两个孩子和妻子，一个人开车去另一座城市从高楼跳下。而最为叹息的是，他在几个月前已经感受到自己情绪异常，于是预约了精神科医生，然而还是没等到治疗开始，悲剧就发生了。
唏嘘的同时，不得不说荷兰看似文化开放自由：众所周知的红灯区，直来直往和大麻合法，但却又是抑郁和焦虑症的高发国家。一份《荷兰抑郁与焦虑研究报告》显示：荷兰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生活中曾经历过或正在遭受抑郁或焦虑的情绪失调。这种精神疾病对个人健康和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注意到自己经常无法听完同事讲话脑子里就开始想其他事，该交的账单逾期未交导致罚款，该提交的工作报告也会记错提交日期因此非常自责，遗失物品还是一如既往的频繁。
如果生活是一个用清水养着鲜花的花瓶，那如上这些种种琐碎的意外就像是花瓶上一道一道的裂纹，单独看都毫不起眼，但生命的精力就如同花瓶里的水一样从看不见的细纹中不断流失，裂纹蔓延伸展直到花瓶破碎，生活也变得分崩离析，浑身精疲力尽。
疫情下
ADHD诊断和治疗远程展开了
再次致电家庭医生，告知目前精神状态不佳，希望能尽早预约成功进行诊断治疗。比较幸运，3个月后，我所在城市的ADHD中心接收了我的病例。在开始诊疗前，我需要交三份注意力缺陷及多动症的自测量表。不仅需要自己填写，也需要在我成长不同时期对我比较了解的朋友或家人也来对我进行评价。
后来我自己看书了解到，ADHD在医学上被认为是先天性的生理疾病。并不会成人后突然得了ADHD，一些典型行为如同坐立不安，容易分心，没有耐心等等都是从小就会显示出来了。诊断成人ADHD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了解患者是否从小就显示出这些症状。
在做自测量表时，很多问题我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影子：说话太多，无法在工作学习或休闲时集中注意力，低成就感，日常健忘，对自己感兴趣的事过分专注而一般情况下又非常容易分心等等。成长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故”，也因为这些问题而从大脑中苏醒过来。
这之后我被邮件安排进行一个叫做QB TEST的网上测试题用来检测患者是否有冲动的行为倾向。说是测试题但其实更像是个游戏，电脑上会每隔几秒出现一个图形，颜色可能是红或蓝，而形状可能是三角，正方，圆形。如果后一个图形和前一个图形一致，则后一个图形出现后就点击鼠标，越快越好，如果不一致则不用做任何动作。看上去非常无脑，然而难的地方在于整个过程要持续20分钟的时间。
规则简单，而设计也很精妙。我记得有几分钟右手像是上了发条一样连续按键，即使脑子里知道并不需要也惯性地按了下去，也记得在测试开始10分钟后我就倍感煎熬，心里像是有蚂蚁爬来爬去，特别冲动地想离开电脑屏幕站起来。
自测表和QB TEST结束后，有两个不同的心理咨询师和我进行视频诊疗。2020年1月份当ADHD中心和我预约诊疗日期时，新冠疫情对于荷兰来说还是相当“遥远”，只是世界另一侧国家发生的流行病。
谁曾想到了3月份诊疗日期来临时，荷兰的疫情就突然恶化到需要封锁了。原本应该是去诊所见面治疗的，中心行政人员连夜发邮件指导病人们如何进行线上视频诊疗，非常负责任。
两位心理医生都是荷兰人，一男一女，其中那位女医生叫Pauline,在之后的六个月里也是她跟进我每周一次用药情况。两人分别同我进行了1小时的对话，很平易近人，像朋友聊天一样，完全没有紧张感。
我提到了从小到大因为频繁健忘导致的焦虑，因为粗心大意做不好事情所以成就感低，没有自信。当然我也告知了医生在荷兰每年冬天都有情绪异常状况。果然医生的回答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很多ADHD患者的情绪和光照量密切相关。荷兰冬天昼短夜长会增加ADHD患者产生抑郁情绪的概率。多锻炼，吃维生素D以及买个小太阳灯是减缓冬季光照性抑郁的好方法。
会诊结束后我被告知在家等待几个小时后出诊断结果。还是之前的女医生Pauline，她给了我意料之中的结果，我的确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混合症。为了什么是“和”，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有注意力缺陷，有些人只有多动症状，而有些人比如我，是两种症状都存在，也就是ADHD。
她展示了我的QB测试结果，有很多不同维度的测评分析，但我只记得某个综合得分，严重性最高为10的注意力缺陷，我得了9。那一刻我真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想哭是原来自己还真是生理上“病入膏肓”。想笑是因为我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解脱感。都说成人ADHD属于确诊就是一半的痊愈，因为沉重的枷锁在确诊那一刻掉下来了。
有一本科普ADHD症状的著名书籍叫《分心不是你的错》，作家是一位同样患有多动症的精神科医生。的确自责和内疚是大部分患有ADHD而不自知的人日常的情绪，毕竟我们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最常的听到的就是责备：“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老是这么粗心，就不能仔细一点吗”“做事情那么着急那么毛躁干什么，又不是去投胎！”“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前说后忘记”。
这些责备的话听着听着，就真的相信自己就是不行，脑子就是不好使。而这一刻，却有人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错，还有什么话比这个更抚慰人心吗？我相信黑暗隧道里的第一缕光照进来了。
关于服用ADHD药物的体验
确诊之后就是开始进行治疗，医生告诉我，荷兰ADHD的治疗方案一般有两部分组成，一是药物治疗，二是非药物的一对一的心理咨询跟踪诊疗。当然都不是强求的，患者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进行某一部分的治疗。和先生商量后，我决定两个方案都参与。
虽然国内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是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并不健康到哪儿去，所以我也决定尝试药物治疗。这个讨论就如同来例假痛经能不能吃止痛片一样，好不好试了才知道。
ADHD的药物属于精神类药物，多少都会在初期有些副作用。而且并没有一种药对所有人都会起效果。没有效果可能是药本身不适合，也可能是剂量不对，这些都需要服药后每周和医生持续沟通疗效后不断改进，尝试更适合自己的方案。
荷兰的医疗体系属于社区医疗保健为主，综合性医院主攻学术研究和重大疾病。所以每家每户都以邮编为单位就近找家庭医生，大部分的小毛病或者打针之类家庭医生也都能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则由家庭医生开介绍性转介至专科医生。而看病和拿药又是分开的。
家庭医生只负责看病开处方，病人可以选择拿着处方自己找方便的药房拿药，或者家庭医生可以直接通过内部系统将处方发送给病人指定的药房。在后一种情况下，病人去药房拿药时只需要报上家庭地址和生日，就可以顺利拿到药了。至于问诊或药费，因为在荷兰每个人都需要强制购买国民医疗保险的，去家庭医生问诊咨询费都属于免费项目，而药物则属于先拿后付的形式。在拿完药后，药房会给你寄纸质账单（是的，荷兰这边大部分公共或政府机构和居民的沟通形式是通过纸质信件）。
你可以选择自行垫付后找保险公司报销能报销的部分，或者大额账单无法自行支付的情况下可以先由保险公司直接付给药房/医院，自己再付剩下的部分。总体来说整个系统的根基是双方的信任度。荷兰历史上就是以海上贸易起家的，高度的商业契约精神就是这一文化的遗产。
而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试药过程并不顺利。开始医生给了我最常见的治疗ADHD的缓释药物，从低剂量开始。等了很久我都没有感受到传说中变得专注的作用，然而口干舌燥，没有胃口的副作用倒是从第一天就开始，虽然之后慢慢消退。增加剂量后依然没有起色，于是医生决定给我换另一种缓释药物，同样是从低剂量开始。
这次，在吃药1小时后，我开始感觉到不同了。我能在做事时清楚的感知到自己脑海中有冲动分心去做别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没有什么觉察直接就去做了，但吃了这个药后，我居然能阻止这股冲动。
内在的觉察力有了提高，脑海中思考的速度慢了下来，居然也尝试着一下午按部就班做了很多家务而并不觉得疲惫，心里有莫名的愉悦感。然而正当我对药效感到高兴时，晚上“噩梦”开始了。我从11点开始上床入睡，一直到2点大脑还很清醒，3点我依然没有任何睡意，但是眼睛很痒也很肿，要是此时我照镜子，一定是双眼充血如同吸血鬼。
的确医生告诉过我，失眠也是该药作用之一，但是随着身体慢慢适应后，副作用会慢慢减少直到消失。我一边在心里安慰自己，一边尝试瑜伽的呼吸法。4点了，我依然还没有睡着，脑袋确是昏昏沉沉。
看着旁边熟睡到打呼的先生，我头一次如此妒忌这个朋友。决定起床去静坐，听一下手机APP里的晨间禅修音频。到了5点钟，闭眼坐着的我终于有了半梦半醒，思维驰骋的感觉，这个点，睡意方姗姗来迟。
这一觉睡到了早上10点，一天都昏沉没有精神，而我白天的工作属于体力劳动，这样一晚上不睡，白天就如同踩在棉花上，路都走不实，别说干活了。抱着昨晚的失眠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美好愿景”，第二天我又“勇敢”地尝试了一次，晚上我10点半就开始沐浴，贴面膜，做好全套睡前放松活动，然而不出意外的，失眠到次日凌晨。即使知道之后失眠症状可能会减轻，但我也不敢再服用了。
没有等到下一周和Pauline的随访日期，我直接电话跟她描述了这种药物的正向效果以及过于强烈的副作用。既然这个药物的成分对我是有效的，她提议给我换同一成分的短效药，不再使用缓释胶囊。短效药见效很快，当然效果消失得很快。我们寄希望因此药效能尽早结束，晚上我的睡眠就不再受影响。
几天后，我开心地在药房拿到了这个短效药，满怀希望吃下一颗。然而就如同拍电影，美好的铺垫之后大概率会迎来一个悲剧的走向。
吞下药物1小时后，在工作的我突然开始头晕目眩，看到了眼前很多星星点点，心跳加快，额头冒冷汗，如果之前因为失眠让我走路如踩棉花，那现在就是踩在云朵上——不仅没力气，还在失重状态。
同事们都发现了我的异常，扶我坐下，我想告诉她们帮我电话联系在附近工作的先生开车送我回家，然而一张口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话也说不连贯，一直在喘粗气。
庆幸地是姑娘们猜到了我的意思，先生很快过来，几乎是连拖带拽地把我挪到家。在床上躺了一两小时候，我才慢慢恢复了力气。到了下午和非药物的心理咨询师进行每周的咨询治疗时，我感觉到自己像被按了慢速键，思维很慢，跟不上他问问题的节奏，说话也变得很慢，动作也变得很慢，就像个树懒。
这个短效药的副作用已经大到让我无法日常生活了，Pauline决定让我立刻暂停这个药物。
之后又是换了新一轮的药，也是在荷兰治疗ADHD所用的最后一种药物了，是一种管制类药物，只有在之前这些药物都失效的情况下，执业医生才可以给病人开这个药物，也很昂贵，一颗1欧元。
我心里算了下，每天服用就是一年365欧。当然好消息是支付后可以向医药公司申请药费补贴，相当于变相降价。还算能接受，就开始新一轮药物尝试了。从最低剂量开始，的确有和之前那一种药物相当类似的效果,但并没有那么强烈，副作用也是口干，食欲降低，略微失眠，但之后几日就开始减轻了。
有鉴于这个药物是综合来说对我最为适合的药物，最终就决定使用这一种药物，虽然剂量多多少少还会有浮动，但药物本身不再变动。
在整个和Pauline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荷兰的医生对病人自我评估非常之信任。几个月来，每周一次10分钟的谈话，基本都是我自己描述下这一周的感受，我自己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这个药物还是换新药。
一方面再次证明了荷兰自由精神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对于更换药物特别是管制类药物，如此重大的决定医生也都听从病人的想法，让病人自己做主，也让我觉得错愕和不可思议。
不禁想起居住在荷兰的外国人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笑话：脸书上有个旅居荷兰的外国人提问，“请求大家推荐XX市口碑较好的家庭医生，不只会让我吃止痛片和多喝热水的！”下面几百条点赞。荷兰的家庭医生传统技能有三宝，每当不舒服去诊所时，你大概率只会得到三个答案“吃止痛片，喝热水，在家多休息两天！”
所以一般荷兰当地人小痛小病都很少去看家庭医生，去了也是浪费时间。在中国医疗体系中长大的我遵循的逻辑是：有病就要治；听医生的话；及早干预及早康复。而荷兰是属于完全相反的逻辑：相信身体的自愈能力，大部分毛病都能靠喝热水和多休息解决；疼痛就吃止痛片让自己舒服点。少进行人为干预是他们的一大宗旨。
从治疗ADHD的过程中，我已经窥探到了荷兰整体的医疗理念。所以对于新冠疫情荷兰和中国不同的对待方式，我不觉得很惊讶。
拥抱与接纳，分心不是我的错
实话说，我非常感恩自己能在荷兰这个对精神疾病重视且研究较先进成熟的国家诊断和治疗成人ADHD。医患之间很平等，社会也同样对这类精神类疾病（或者说残疾）友好接纳。
在我为期6个月的药物治疗和非药物随访咨询过程中，我也会和周围的家人朋友分享这个经历。有一次和一位荷兰朋友说起这个事，她告诉我她从小就确诊了ADHD，所以一直都有在进行药物治疗。从小同学和老师就知道她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很多考试也都可以有额外的时间来完成。得益于ADHD超越常人的想象能力，她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
ADHD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让自己有时生活不太方便的生理特性，就像是从小就近视眼戴眼镜一样。没有自卑，不会觉得这是个难以启齿的精神疾病。她周围也有好几个同学朋友也同样有ADHD。而我先生是在荷兰出生长大的华裔，也和这位荷兰朋友一样的看法，有趣的是，在我最早分享ADHD的一些症状时，先生同样感觉这些问题困扰着他，好奇以及出于对我的支持鼓励，他和我同步去了ADHD中心问诊，结果是他患有注意力缺陷，但没有多动症，简称ADD。
我们俩正式属于同病相怜。在别人家两个人可能因为伴侣东西乱扔乱放找不到或者随手不关灯等等而生气吵架，到了我们家就是一笑而过，相互提醒，想法子设计更好的系统能让自己和对方都减少“犯错”的可能性。毕竟我们知道对方已经因此很自责了。我很感激遇到他，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是信任和包容是感情里最重要的基础。
有包容支持的声音，也就有质疑和拒绝相信。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有个“病人角色论”：人们担心一旦你有这个病，就可以从日常需要负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2019年底我辞职和几位同样是国内工作后来荷兰读书认识的朋友一起合伙创业。我是全职合伙人，另外几位在继续自己日常公司工作的同时来参与这个创业项目。
在确诊ADHD后，因为需要时间治疗，我第一时间与合伙人沟通了这个问题。去年7月份，在药物治疗副作用最明显的那些日子，我白天需要干一整日的体力活，回家后继续做其他工作到深夜，最后又是一整晚失眠没有办法入睡。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创业，初期本来就精神高度紧张，每天都是吸收海量的新信息，这样反复几天后身体透支了。
我要求休息3-5天，并且很诚恳告诉他们，虽然疫情期间创业很艰难，也暂时没有看到任何盈利，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热情一直都在，只是身体需要休息一下缓一缓，就能继续了。几位朋友都表示支持并且会商量好如何分配替代我这几天的工作量。只是没有想到，几天天后，突然一位合伙人并且也是朋友在和我讨论一项任务时，顺口说出内心想法，告诉我她非常质疑所谓的ADHD，认定这就是工作能力和承压能力不行，不用拿ADHD当借口。那一刻我竟然百口莫辩，就像是被信任的人带着有色眼镜从上到下看了一通然后刺了一刀。
躲在我心底深处的自卑和自责情绪又像阴影一样升腾起来笼罩了我。虽然之后我们暂时和解了，但嫌隙已经产生，信任是所有关系的根基，没有信任是没有办法一起做事的。
果不其然，半年后我们就走向了意料之中的“分手”。幸运的是，我身边还有很多理解并支持的家人朋友。但可以想象，在一个周围没多少人对精神类疾病有了解的社会环境里，如果突然得知自己患了这样的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问题，但却得不到任何情感支持，只是被认定是想“逃避责任”的负面评价里，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病人能有多少可能去积极治疗并相信这一切不是他自己的错呢？
离第一次怀疑自己得了成人ADHD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年多来的药物和非药物咨询治疗看似细水长流却实实在在改善了我的情绪和自我评价。我开始笑对自己的“健忘”，努力保持稳定的作息，间隔性的静坐禅修，创造条件来锻炼身体，遇到沮丧或者焦虑的事情来按照咨询师说的步骤做理性分析，当然有需要时就吃药。
不能说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但如果还遇到质疑成人ADHD只是逃避现实，遮盖自己无能的说法时，现在的我不会再容易自卑，而是会告诉他：成人注意力缺陷是真实存在的生理缺陷，是疾病却也是一种特质。
我们的情绪更容易波动但心思更为细腻敏锐。我们很难一板一眼按调理做事但天马行空的思维却让我们更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你身边有患有ADHD的朋友，请支持鼓励他们积极治疗，这是可以被矫正和治愈的疾病，就如同得了近视眼。
如果你也有ADHD，那么就多告诉自己，分心或多动，这都不是你的错。
ADHD-中文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和/或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生理疾病。其特点为持续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和/或存在多动/冲动模式，这些问题对患者功能或发育造成干扰。成人ADHD即是从儿童时期持续到成年的疾病。
（引用：
1.《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office mental health, State of New York)
https://omh.ny.gov/omhweb/resources/publications/docs/adhd-chinese.pdf
2. 维基百科-成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88%90%E4%BA%BA%E6%B3%A8%E6%84%8F%E5%8A%9B%E4%B8%8D%E8%B6%B3%E9%81%8E%E5%8B%95%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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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虽然去年我才真正知道并治疗了ADHD这个疾病，然而30年以来它一直像一个阴影一样出现在我日常的每时每刻。写文章的初衷一是从自身角度回顾在荷兰治疗ADHD这个过程以及从中发现的文化差异。二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成人ADHD的症状和实实在在对个人的心理/精神产生的影响。最后感谢三明治的老师，作为典型的“三分钟热度”重症患者，如果不是老师每天耳提面命，可能我完成不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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